时间经过了精心规划和最优分配，小心翼翼隔离。——《北京折叠》
在科幻小说《北京折叠》中，城市的居民被划分为三个社会阶级，在不同的空间居住。他们也被时间所分割，在48小时的折叠周期里，5000万名底层劳动者只有权在夜里醒来，生活八小时。书中描绘的反乌托邦式的景象，让作家郝景芳在2016年赢得了科幻写作者梦寐以求的殊荣——“雨果奖”的最佳中短篇小说奖。小说的主角是一位名叫“老刀”的垃圾工人，他在不同阶级和空间中穿梭送信，还要忙着处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问题，例如要为女儿赚取幼儿园的天价学费。
一如小说的阶级划分，32岁的郝景芳也把自己的时间小心翼翼地分配给了三个不同的角色。白天，她是北京一家国有智库的宏观经济研究员，为政府工作出谋划策。她还是一个三岁孩子的母亲，每晚都要抽时间陪她。在这两个身份的夹缝中，她每天只留出两小时，也就是清晨5点到7点，坐下来写作。
在出席香港“美伦星际科幻大会”的间隙，郝景芳接受了石英的专访。据她透露，电影版《北京折叠》正在筹备中，导演是一位叫做Josh Kim的韩裔美国人。她表示电影版的故事会发生在一座架空的城市，而非北京，主演也不会选用华人演员。在采访中，郝景芳还分享了工作和女儿如何为她带来了灵感。以下是采访实录，略有编辑。
石英：如果你要写《香港折叠》或者《纽约折叠》，故事会有什么不同？
郝：我肯定只会写一个城市的折叠。写小说不完全能够从逻辑推理。有些东西要用眼睛去感受。虽然很多问题在每个城市都有发生，但是只有住在那个城市的居民才会感同身受。
以后我会把《北京折叠》作为一个开头来写一部长篇小说。故事的舞台还会在北京。
北京有什么社会问题让你感触最深？
对外来人口的政策性壁垒比较强。外来人口就是没有固定身份带来的福利；外来人口的孩子就是没法在北京上普通学校。我在北京会去走访一些农名工子弟学校，那边的孩子生活得很惨，有些人都想象不到。
因为工作的关系，你是不是对政府的决策者都比较了解？
我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中国宏观经济，为政府推荐政策，接触中央较高层次的官员的机会不少。有时候能听到他们讨论政策，虽然不会是非常核心的问题。
小说中第一空间开大会时有一些高级官员关于城市发展的讲话，这个场景就是我日常工作中会遇到的。
你的小说也提到了机器人取代人类，国外读者似乎对这个主题更为关注？
社会不平等有政策性和技术性因素。国外没有太强的政策性壁垒，至少国内城市之间的流动比较自由。但是底层人口过得很挣扎，甚至有很大的失业风险，技术性原因更强。
小说的电影版会是什么样？
会拍成一个叫”Folding City”的英文片，会去掉北京的背景，拍一个架空的城市。我之前和导演谈了改编思路，估计下个月可以看到剧本。导演总体比较尊重原著。故事设定基本都会保留，但是原著只是中短篇，他又加了一些新角色。看到完整剧本后，我会给一些意见，毕竟我是顾问的角色。
所以主角“老刀”会是白人？
不知道。有可能是白人。其它角色可能会有华人面孔，但主角肯定不是。
这些年科幻小说创作的最新趋势是什么？
以前大家都是在写星际战斗、机器人大战人类，或者人和机器人恋爱。这两年更多元化了。有的人写家庭生活，有的人写古代历史，还有关于摇滚乐的科幻小说。
从主题上来讲中外科幻小说很相似。不过中国的作者会加入很多历史故事、神话，或者地域特征。比如陈楸帆会写广东潮汕地区的发展。
科幻小说还是男性主导的领域吗？
去年“星云奖”和“雨果奖”的8个写作类奖项都被女作者包揽了。我已经不觉得科幻小说是一个男性主导的领域了。全世界范围内女性科幻作者可能在变多，女性也越来越愿意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这只是我的猜测。
另外一个因素就是男性作者都热衷于去做影视剧，或者去写一些超长篇的，比较容易和影视结合的好赚钱的内容了。传统写书、写中短篇的不是那么赚钱的行当就有很多女性作者了，她们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功利。
你通常都在什么时间写作？
早上5点到7点。下班很少写作，晚上会陪女儿玩耍、洗澡、读书，哄她睡觉。我一般从11点睡到四五点。
女儿三岁不到，现在送幼儿园。我母亲大多数时间在我家带孩子。但是小孩还是需要妈妈陪伴比较多。我不希望和她是隔离的。我在家不管做什么，她都是可以来打扰我的。
做了母亲，会对你的写作有帮助吗？
有。我最近写了一个人工智能和小孩的故事。我假象每个房子都是一套控制系统，里面的电器都可以和人对话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写了这个全球性超级人工智能和一个小孩的对话。这都是从生活中观察小孩行为得来的灵感。
跟我们聊聊你正在写的新书吧。
这是一本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的科幻小说。时间设定在未来，人们在不断地回到考古遗址去发现历史。
考古学都是断代的，中间有很多空白就可以加以想象。比如青铜器是如何诞生的？根据考古资料，青铜器在商周时期就突然成熟了，在这之前没有积累发展。我就可以编造很多的理由进去。
本文与英文原文略有不同；Wendy Zhou对翻译亦有贡献。